基本案情

　　魏某，某村委会主任。李某，某村党支部书记。薛某，某村村民。

　　2005年6月，薛某提出欲购买该村集体所有的200亩山场林权。薛某与魏某、李某共同商议转让事项，薛某提出给村集体4万元，另外再送给魏某、李某两人各5000元，转让价总计5万元。魏某不同意，提出自己和李某要各得1万元，否则不转让山场。最后商定转让价为5.5万元，其中魏某得1万元、李某得7000元。协商成功后，魏某又提出签订转让合同时只能体现村集体所得的3.8万元，自己和李某所得的1.7万元不在合同上体现，但遭到薛某的反对。

　　魏某代表村委会与薛某签订了转让合同，转让价为5.5万元。薛某当场交给魏某4.8万元现金，交给李某7000元现金，魏某开具收取山场转让金5.5万元的票据交给了薛某。此后，魏某通过虚列1.7万元维修公路、自来水工程等支出平了账目。

　　分歧意见

　　第一种意见认为，魏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事先与薛某商量好个人收受好处费的数额，私自转让村集体山场，并收受薛某的财物，其行为构成非公务人员受贿违纪。

　　第二种意见认为，魏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利用职务之便，采用虚列开支、收款不入账的方式共同侵占集体财物，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违纪。

　　分析意见

　　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，魏某和李某的行为应以职务侵占违纪定性。

　　职务侵占违纪行为与非公务人员受贿违纪行为的主要区别表现在：一是主观故意不同。前者以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为目的，后者以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为目的。二是客观表现不同。前者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自己在职务上主管、管理、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，以侵吞、窃取、骗取或者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。后者表现为行为人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主管、经管或者参与单位某项工作的便利条件，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。三是侵犯的对象不同：前者侵犯的对象是单位的财物，后者侵犯的是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。

　　本案中，魏某系村委会主任，属刑法第271条规定的公司、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，符合职务侵占的特殊主体要求。

　　魏某具有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故意。从案件事实的进程看，魏某的主观犯意呈现出从索要他人财物转变为侵吞单位财物的过程。第一阶段，魏某以同意转让山场为名，向薛某索要个人好处，此阶段符合非公务人员受贿构成的主观故意。第二阶段，魏某提出转让协议上不体现魏某与李某所得的1.7万元，企图规避个人责任，但遭到薛某拒绝，魏某只好同意薛某的做法。此时，魏某的违纪意图显然已开始转变。第三阶段，魏某为能达成侵吞公款的目的，采取虚列开支手段冲抵账目。至此，从最初犯意到最后具体实施的过程来看，魏某、李某以虚假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故意非常明确。

　　从魏某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和客观方面分析，也符合职务侵占违纪行为的构成要件。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第24条规定：以借贷、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，必须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。魏某利用担任村委会主任的职权便利，不经法定程序，私自以低价转让村集体山场，又采取骗取手段非法占有应由村集体所得的利益。从魏某低价转让集体山场的目的看，并不是单纯为薛某谋取利益，更重要的原因是要借转让山场，采取与薛某签订合同的形式，从而实现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目的。

　　《合同法》第52条规定：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第三人利益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，是无效合同。本案中，魏某未经法定程序处分集体财产，且事前与薛某合谋，恶意串通，损害村集体利益，因此，魏某与薛某所签订的山场林权转让合同，实际上是一个无效合同。该合同的作用就在于可以合法形式掩盖个人非法目的，欺骗村民和相关部门，从而为魏某侵吞集体财物披上“合法外衣”。签订合同后，魏某利用担任村委会主任的便利，虚列1.7万元维修公路、自来水工程等支出冲平账目，从而实现实际控制和占有集体财物的目标。

　　魏某与李某属于职务侵占的共同犯，魏某是主要责任人，李某是次要责任人。本案中，魏某与李某有共同的违纪故意，并且积极实施违纪活动，如暗箱操纵不按法定程序转让集体财产，商议个人私利等。魏某作为村委会主任，主导并签订转让合同、虚列开支，在整个违纪过程中，起到主要作用，应是本案的主要责任人，应对职务侵占总额的1.7万元负责。（福建省政和县纪委案件审理室）